凉灯，一个带着悠远与苍茫气息的名字，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，都是陌生的。它是湘西苗族地区一个穷困原始的村寨，虽距旅游名城凤凰不过三十二公里，但陡峭的山路和荒芜的原野几乎让其与世隔绝。

　　在苗语中，“凉灯”的大意是老鹰落脚之处，由此可知其高与险。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，却在十几年前吸引并收留了一位因失恋而暂避现实的青年画家。此后的十余年里，他不断重返此地，用水墨、油画、素描、摄影和雕塑描绘这座苗寨里的风土人情，也用文字记录下它的时序流转和社会变迁。

　　画者黄于纲选择了一条别样的艺术之路，企图在这片偏僻宁静的大山里，找到内心的安顿和灵感源泉。他以凉灯为题材的艺术创作，让许多人慕名而来，也让这个古老的苗寨接上了现代艺术的通道。凉灯成为黄于纲离不开的第二故乡，他发现了凉灯，凉灯也因他而为世人知晓。

　　凉灯：那块田里长出来的画

　　就在一个月前，黄于纲以“凉灯：那块田里长出来的画”为主题的个人画展在北京开幕，他从上千幅凉灯画作中挑选出百余幅水墨和油画，分门别类地装订上墙，一些巨大黝黑的画幅如同一个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将人的目光往里面吸引，需要仔细端详，才能辨清黑暗中的人物和陈设。

　　黑是黄于纲凉灯画作的主色调，也是当地的真实生活写照——全寨的房屋都是一层的土墙瓦房，熏黑的低矮房屋里，光线普遍黯淡，柴灶、火塘、床铺和少量家具挤挨在一起，苗寨特有的黑色蚊帐和寿器也增添了黑的浓度。无论白天夜晚，屋内都没有太明亮的光线，但黄于纲善于在黑暗中捕捉人与物的光影，发掘人性的温暖与坚韧，他甚至曾深入地下五百米的煤炭矿井中去描绘矿工——那些繁华盛世中的真正“底层”。

　　为了将凉灯苗寨的原始风貌传达给画展的观众，黄于纲将当地的一块农田掘地一尺，把带着稻茬和青草气息的泥土，用几辆卡车辗转千里运到北京，铺满整个展厅。所有来参观者都可以踏在凉灯的土地上，“切肤”感受它的温度和质地。他还搬来了一些凉灯人用的桌椅板凳、碗柜、门窗、蓑衣和蚊帐，并把稻谷装进柜子里，最大限度地从视觉、嗅觉和触觉上还原凉灯的生活状态。

　　苗乡人对土地有深情的眷恋，尽管当地属于喀斯特地貌，土地并不肥沃，但无论风调雨顺，还是赶上灾年，他们都日复一日地在土地上辛勤劳作，不悲不惧。尽管黄于纲与那块田地的主人已经非常熟悉，但当他提出想把泥土运走，并承诺会再带回来，那位淳朴的老妇人还是心有不舍。这块世代耕种的土地，无论丰歉，从没有离开过凉灯，但经人劝说后，她还是含着泪勉强同意了，这让黄于纲心里很不好受。

　　一些村民却羡慕地说，“土命比人命好”，人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，土却能去到北京。质朴的话语让黄于纲备受感动，这片给予他艺术滋养和情感寄托的土地，并没有向他索取什么，而是包容着他的想法和创作。他带着六位苗乡人来到北京，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画展，但他们却很实在地提出，想先去看看天安门。

　　寻找自己的“塔希提岛”

　　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偏远的苗寨凉灯代表着贫穷、落后、原始和荒芜，但在黄于纲心里，凉灯却是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的净土。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湖湘子弟黄于纲，并不喜欢由钢筋水泥和陌生人群构筑的城市，他更倾心于淳朴自然、温情脉脉的乡野，但城镇化的加速已经让这样的地方越来越罕见。

　　2003年冬天，正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的黄于纲因为失恋，一个人背起行囊拿着四百块钱上路，从北京坐了24个小时的火车到湘西，循着沈从文的足迹来到凤凰，想找一片纯朴的地方画画。经人指引，他翻山越岭，徒步4个小时，终于找到了凉灯古寨。

　　这是一次让他怦然心动的偶遇，这片没有被工业污染的土地，以及苗乡人的古道热肠，让他迅速寻回童年的记忆，他将眼前所见与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风景重合在一起。他觉得凉灯就是自己的塔希提岛和阿尔村庄，他愿意将自己的艺术生命放在这里肆意滋长，等待花开果熟。

　　2006年，黄于纲以凉灯为脚本的作品《年关》，记录下苗寨过年的悲欢离合，这个小视频他花了八千多张手稿去完成，画完之后再上色，最终获得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创作一等奖，以及中国学院奖最佳美术设计。毕业前夕，系主任让他在片尾鸣谢几位领导和一些不相干的人，他说，“对不起，你提的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感谢，我只感谢凉灯的父老乡亲。”

　　这种耿介不阿的性格，让他既不可能留校，也不愿意去求职。在靠办美术培训班把学校的学费和欠同学的钱还清之后，他背着画具和黄宾虹、林风眠等人的画册上路，去寻找他心目中大师笔下的风景。黄于纲走遍了陕北、西北、西藏和江南，但无论走到哪里，凉灯始终是他心头的牵挂。

　　他每年都要在这里住上两三个月，2010年后，他干脆与未婚妻常驻凉灯。他带着仅有的七万块钱，买好了颜料和画布，准备在这里扎根生活和创作。一对汉族夫妻要融入苗乡并不容易，苗族据说是蚩尤的后代，因与黄帝战败而向南迁徙至此，历史上屡次发生过汉人杀苗、排苗事件，让苗乡人对外人颇有戒心。

　　语言不通、习俗迥异、生活条件艰苦，这些都足以构成现实的挑战，但黄于纲夫妻俩下定决心，置办了简陋的生活用品，开荒种地，每天走村串户，记日记，摄像摄影、写生素描。起初，凉灯人对这位北京来的高材生颇为好奇和尊重，但随着他画的老人逐渐凋零离世，当地的巫师开始警告村民，不要让这个外来人画像，否则会被他摄取魂魄。

　　黄于纲尊重村民的意愿，但他率直豪爽的性格和与生俱来的乡野气质，让他很快融入了这个部落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。他每次到村民家画像，都会给画中人“模特费”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对贫穷的村民来说也算一笔额外收入。每家每户的红白喜事，他都主动去参加，和大家一起喝酒聊天。渐渐地，人们发现这个外来人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他能写会画，还能帮他们处理一些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事情，并带来一些游客。

　　在凉灯找到生命的惊喜

　　这个只有几百来人的苗族村寨收容了黄于纲，而他靠着日积月累的绘画和写作，也走出了一条风格鲜明的艺术之路。他的启蒙老师、油画家蔡吉民先生曾对他说，“真正的美术作品首先是个人风格要明朗”。而他自己认为，对当代艺术来说，你可以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他画的。

　　在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之前，需要“吃百家饭”。早在学生阶段，黄于纲就对国画、油画、刺绣、石刻、雕塑、装置、版画等都产生过兴趣，他想借鉴各种美术语言来形成自己的风格。在凉灯，他也尝试了各种艺术手法来刻画和表达他眼里的人与物。

　　从2014年开始，他在北京、上海、长沙和凉灯共举行了五次画展，他的作品和行为艺术式的生活方式，吸引了很多圈内外人士的关注，他的画作也积累起越来越高的人气，艺术评论界也对其不吝赞美之词。十几年过去，他早已不是那个到处流浪的落魄青年，但他仍将根基牢牢地扎在凉灯。

自始至终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居高临下的外来者，而是与当地人感受着同样的冷暖和悲喜。在新近出版的日记集《凉灯：山这边的中国》中，他记录下在凉灯的日与夜，他“从一次次葬礼和婚礼里，读到宿命、轮回、繁衍、传承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；从土娼和残疾嫖客的故事里，发现深沉厚重的大爱；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、留守老人的性需求问题、务工青壮年的生存问题里，思考社会经济演变与旅游业发展对于当地村民带来的影响；从天空、月亮、星星、稻子、杂草、小虫、秋雨，蔬菜的生长、青蛙的尸体、布谷鸟的叫声里，找到生命的惊喜和生活的意义……”

　　黄于纲对村民从怜悯中生出敬重，他叹服于他们对生命不喜不悲的通达，迫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善当地的经济和生活环境，但他又深感艺术家对于社会问题的无力。在明白自己的责任后，他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见解，相信情真意切是人品和画品之首要，他在苗乡人的日常里寻找生活的温度与人性的尊严。